2019年应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互联网元年。
这年，中国各行各业对产业互联网开始愈发重视，大致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这几年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一经济新常态下，传统行业遭遇了市场环境、营销环境、消费者结构、传播形态等系统级、生态级的危机，诸多问题亟需破解。
二是，基于农村尚未被挖掘的互联网用户，近几年其用户数量有了缓慢增长，但之后出现陡然下降的现象。根据《2019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告》，2018年互联网用户增长了4607万，但是截止到2019年9月，全年的互联网用户只有1.3%的增长率，仅仅增长了238万，且整个线上用户的使用时长也在不断缩短。这便意味着，尽享人口红利的传统消费互联网已严重触底。
这时，一个线上，一个线下，两者相互结合，产业互联网开始广泛受到关注。而产业互联网的繁荣对尤其是二线以下以传统产业为生的城市地区或企业来说，将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和积极意义。
比如，商丘近几年在国家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已全面开启产业的转型升级。但是，（传统）产业如何更出彩，以进一步推动商丘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仍是当下要破解的难题。这时，在产业互联网盛行的当下及未来几年，商丘则有了发展的新机遇。但是其又如何借此发力？这便不仅要厘清产业互联网概念的真相，还需进一步阐释它们彼此赋能的深层关系。
1、产业互联网的真相
产业互联网于我国开始的时间并不晚，早于2000年该概念就已被引进国内，而且也曾有少数企业或城市地区尝试走这条路。但是，在当时正处于消费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期，我国还是普遍走上了一条与美国互联网发展初期相似的单一消费互联网道路。直到这几年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消费互联网流量触碰天花板的现实需求下，产业互联网才真正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但是这时，关于产业互联网的主体属性问题则又存有争议了。甚至许多城市地区或企业在没有厘清什么是产业互联网时便匆忙布局，结果失望而归。
比如，腾讯实现了互联网用户的成功“留存”后，开始入局产业互联网，高调宣布开启产业互联网的征途。典型案例之一是，它与云南省政府在文旅产业方面展开全面深度合作，推出“一部手机游云南”，助力云南文旅产业在资源整合、效率提升等方面全面升级。
然而，有专家便对腾讯与云南合作构建的“一部手机游云南”提出质疑，称其仍然是在消费互联网背景下架起的大型网上“购物中心”。后又有学者就此案例解读称，产业互联网既不姓‘产’，也不姓‘网’，而是主要解决架构问题，具体运用通过对接方式完成，之后由具体的产业来表达诉求，并由腾讯来提供技术支持。
显然，这与目前普遍讨论的“产业互联网姓‘产’，还是姓‘网’”的主体属性的问题背道而驰。比如，互联网高管、投资人吴起在其著作《产业互联网》中就提出产业互联网的核心逻辑是产业，即产业互联网本质上姓‘产’。对普罗大众来说，基于对消费互联网的认知，也会顺其自然地认为，产业互联网的核心逻辑应是产业。
从目前社会上给产业互联网概括的定义来看，主要是在垂直行业里处于产业生态各节点上企业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形成的新型协作网络。本质上就是在将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闭环的前提下，提升各个传统行业的效率，并重塑其消费体验。
比如，生产制造业的智能制造和效率提升，服务业重塑消费体验和效率提升。这时，产业互联网的适用对象基本就包括了传统制造业（也可单指工业互联网）和服务业（更倾向于生产性服务业）两大类。当然，也可以是两者结合而成的传统制造业的服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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